綠傢俱

　　2011年5月25日上午，一名小學三年級的9歲農村孩子，因為靠種菜為生的爺爺無法滿足其買一套價值36元的輔導書的願望，用一根塑料繩，在自己家裡上吊自殺。悲劇引發社會對教輔書的關註。
　　同年，多個部委重拳出擊，開始重點治理中小學教輔材料問題。力度之大，前所未有。行業將這一輪新的教輔書治理統稱為“教輔新政”。
　　“新政”運行兩年多，是否取得了預期成效，教輔書亂象的根源在哪兒，如何才能實現行業的良性發展？
　　中小學生教輔書市場每年達300多億元
　　作為一名母親，鮑紅對教輔書有切身體會。鮑紅是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員，她從事出版研究10多年，近3年來持續關註教輔書管理問題。
　　“我討厭教輔書，不願讓孩子陷於重覆題海的老路。每天堅持的大量練習，對日後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麼用？”她說，“但另一方面，適當的鞏固是需要的。孩子學過的知識，確實需要一定的練習。”
　　“相比之下，圖書是一種比較實惠的助學產品。”她曾帶孩子試聽了一節某英語機構的培訓，一年收費14888元。權衡之後，她給孩子買了套某品牌英語點讀筆。“原來，覺得一套點讀筆999元好貴；現在跟培訓比起來，又覺得好便宜。”
　　“從這個角度看，一本教輔書不過十幾到幾十元，真是太實惠了。”她說。
　　“教輔書能夠被廣泛使用就是因為價格實惠、效果也不錯。因而，普遍的選擇成就了一個巨大的市場。”她說，眼下，幾乎所有學生都會使用教輔資料。據行業資深人士估算，小學階段，每人每年教輔書消費約100元，初中階段約200元，高中階段約300元。
　　據教育部2012年統計，我國接受學歷教育的人群中，小學約1億人，初中約5000萬人，高中近4600萬人。如此計算，教輔書年銷售額有330多億元實際碼洋。此外，還有5000萬人接受非學歷教育，也可能會使用教輔書。“由此可以估算，中小學生每年的教輔書消費至少有300多億元。”鮑紅說。
　　80%的教輔書實行統一採購
　　同是助學產品，價格高出幾十甚至上百倍的培訓和器材被很多家長選擇，而最實惠的教輔書卻受到眾多聲討和批判，甚至招致多部委的嚴厲治理，為什麼？
　　“分析不難發現，培訓、家教、學習機雖然很貴，但多是家長主動選擇的，雖貴但怨不了別人。教輔書雖然便宜，卻多是別人代為選購的。” 鮑紅認為，社會對教輔資料的詬病在於採購主體與使用主體不統一，消費者屬於被動消費。
　　鮑紅介紹，據行業資深人士估計，目前的教輔書行業，由學生、家長自由選購的只有約20%，約80%的教輔書通過各種形式統一徵訂。
　　“根據統一徵訂量的大小，我們將縣級以上的統一徵訂稱為大徵訂，將學校一級的統一徵訂稱為小徵訂。”她介紹，在“教輔新政”實施之前，大徵訂與小徵訂各占約40%的份額。
　　在某教輔書企業總經理袁忠看來，教輔書銷售有“三個境界”：最低的境界是以學生為單位，一本本地賣；一般境界是以學校為單位，一堆堆地賣；最高境界是以各級教委為單位，一片片地賣。“地方出版集團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是‘最高境界’。但他們在使用‘聯合收割機’橫掃時，前前後後總有顧及不到的，我們則占據了這塊市場。”
　　在鮑紅看來，占市場約兩成的零售類教輔書不存在太多社會問題。“真正有問題的，主要是統一採購的大徵訂和小徵訂。”
　　大徵訂又稱系統徵訂，由省級教育廳或新華書店製作推薦目錄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推薦使用。
　　“現實中，雖然名為‘推薦’，但由於它是主管部門，決定下麵的評估和升遷，學校多會聽從。”鮑紅說，“該舉措的本意是為學生推薦優秀教輔書，但操作中容易出現兩個問題：一是產品質量平庸，能夠列入推薦目錄的產品極其有限，競爭不充分，很難保證它們就是優秀的產品。二是容易出現地方保護，產生壟斷，滋生腐敗。當地會優先推薦本地出版機構或教育系統的產品。甚至一些地方的教育與出版系統會結成共同體，一起主導當地市場。”
　　小徵訂即是學校團購。
　　“一般來說，它比大徵訂產品更適合學校需求，但它突出的問題是高碼低折（指高定價，銷售時低折扣——記者註）。”鮑紅認為，這些教輔書給銷售人員和採購人員留下較大的利益空間，學生則要以較高折扣甚至全價購買，這就抬高了學生的購書成本，損害了學生和家長的利益。
　　“這還只是錶面問題，教輔書問題的根本，在於我國的教學方式與考評機制。” 她認為，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，分數關係到學生評價、老師績效、學校聲譽，也關係到巨額的贊助費甚至獨生子女們的前途命運。重壓之下，推行題海戰術便成為眾多家庭和學校的被動選擇。“人們對教輔書吐槽，實質是對這種教學方法的不滿。”
　　教輔書是否應統一採購
　　80%的教輔書實行統一採購的現實背後，一個問題難以迴避：教輔書是否適合統一採購？
　　首先，一個地區、一座城市的學校是否應使用統一教輔書？對此，鮑紅認為，應該區別看待。
　　“如果學生的需求是同質的，產品是標準的，就適宜於統一採購，比如課桌。”她認為，教輔書未必屬於這種情況。“就教學水平而言，城市與鄉村、重點學校與一般學校、實驗班與普通班都不一樣，他們對教輔書的需求肯定有所不同。‘一刀切’未必是最好的方法。”
　　其次，學生是否缺少辨別能力，是否應由專家對質量進行把關後再統一購買？鮑紅認為，低年級的學生可能需要，對於高年級學生則完全不是問題。她認為，即使對低年級學生，家長或任課老師也完全有能力通過各種渠道對他們進行指導推薦。“鑒別教輔書質量並不難，老師看一遍，學生做一遍，基本就知道了。更何況，一個消費者一時的辨別力可能是有限的，但無數消費者多年的辨別力肯定是準確的，口碑比專家更可靠。”
　　第三，統一購買是否更具有價格優勢？
　　鮑紅認為，一方面，價格並非家長不滿教輔書亂象的癥結問題；另一方面，政府有能力對價格進行有效管控。“核心的問題在於，如果統一採購的教輔書不適用，價格再低也是多餘的。這是更大的浪費。”
　　“我認為，統一選購教輔書的辦法並非最優。”鮑紅說，對此，國家早就有比較清醒的認識，教育部等部委連續多年發文強調：“嚴禁將教輔材料納入《教學用書目錄》、印發教輔材料《推薦目錄》、搭售教輔材料以及強迫學生購買教輔材料等違規行為。”
　　“但我遺憾地看到，因涉及利益較大，監管不力，各地屢禁不止，違規行為近年來還有加強的勢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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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原標題：教輔圖書亂象背後的癥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