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5月25日上午,一名小學三年級的9歲農村孩子,因為靠種菜為生的爺爺無法滿足其買一套價值36元的輔導書的願望,用一根塑料繩,在自己家裡上吊自殺。悲劇引發社會對教輔書的關註。
  同年,多個部委重拳出擊,開始重點治理中小學教輔材料問題。力度之大,前所未有。行業將這一輪新的教輔書治理統稱為“教輔新政”。
  “新政”運行兩年多,是否取得了預期成效,教輔書亂象的根源在哪兒,如何才能實現行業的良性發展?
  中小學生教輔書市場每年達300多億元
  作為一名母親,鮑紅對教輔書有切身體會。鮑紅是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員,她從事出版研究10多年,近3年來持續關註教輔書管理問題。
  “我討厭教輔書,不願讓孩子陷於重覆題海的老路。每天堅持的大量練習,對日後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麼用?”她說,“但另一方面,適當的鞏固是需要的。孩子學過的知識,確實需要一定的練習。”
  “相比之下,圖書是一種比較實惠的助學產品。”她曾帶孩子試聽了一節某英語機構的培訓,一年收費14888元。權衡之後,她給孩子買了套某品牌英語點讀筆。“原來,覺得一套點讀筆999元好貴;現在跟培訓比起來,又覺得好便宜。”
  “從這個角度看,一本教輔書不過十幾到幾十元,真是太實惠了。”她說。
  “教輔書能夠被廣泛使用就是因為價格實惠、效果也不錯。因而,普遍的選擇成就了一個巨大的市場。”她說,眼下,幾乎所有學生都會使用教輔資料。據行業資深人士估算,小學階段,每人每年教輔書消費約100元,初中階段約200元,高中階段約300元。
  據教育部2012年統計,我國接受學歷教育的人群中,小學約1億人,初中約5000萬人,高中近4600萬人。如此計算,教輔書年銷售額有330多億元實際碼洋。此外,還有5000萬人接受非學歷教育,也可能會使用教輔書。“由此可以估算,中小學生每年的教輔書消費至少有300多億元。”鮑紅說。
  80%的教輔書實行統一採購
  同是助學產品,價格高出幾十甚至上百倍的培訓和器材被很多家長選擇,而最實惠的教輔書卻受到眾多聲討和批判,甚至招致多部委的嚴厲治理,為什麼?
  “分析不難發現,培訓、家教、學習機雖然很貴,但多是家長主動選擇的,雖貴但怨不了別人。教輔書雖然便宜,卻多是別人代為選購的。” 鮑紅認為,社會對教輔資料的詬病在於採購主體與使用主體不統一,消費者屬於被動消費。
  鮑紅介紹,據行業資深人士估計,目前的教輔書行業,由學生、家長自由選購的只有約20%,約80%的教輔書通過各種形式統一徵訂。
  “根據統一徵訂量的大小,我們將縣級以上的統一徵訂稱為大徵訂,將學校一級的統一徵訂稱為小徵訂。”她介紹,在“教輔新政”實施之前,大徵訂與小徵訂各占約40%的份額。
  在某教輔書企業總經理袁忠看來,教輔書銷售有“三個境界”:最低的境界是以學生為單位,一本本地賣;一般境界是以學校為單位,一堆堆地賣;最高境界是以各級教委為單位,一片片地賣。“地方出版集團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自然是‘最高境界’。但他們在使用‘聯合收割機’橫掃時,前前後後總有顧及不到的,我們則占據了這塊市場。”
  在鮑紅看來,占市場約兩成的零售類教輔書不存在太多社會問題。“真正有問題的,主要是統一採購的大徵訂和小徵訂。”
  大徵訂又稱系統徵訂,由省級教育廳或新華書店製作推薦目錄,各地教育主管部門推薦使用。
  “現實中,雖然名為‘推薦’,但由於它是主管部門,決定下麵的評估和升遷,學校多會聽從。”鮑紅說,“該舉措的本意是為學生推薦優秀教輔書,但操作中容易出現兩個問題:一是產品質量平庸,能夠列入推薦目錄的產品極其有限,競爭不充分,很難保證它們就是優秀的產品。二是容易出現地方保護,產生壟斷,滋生腐敗。當地會優先推薦本地出版機構或教育系統的產品。甚至一些地方的教育與出版系統會結成共同體,一起主導當地市場。”
  小徵訂即是學校團購。
  “一般來說,它比大徵訂產品更適合學校需求,但它突出的問題是高碼低折(指高定價,銷售時低折扣——記者註)。”鮑紅認為,這些教輔書給銷售人員和採購人員留下較大的利益空間,學生則要以較高折扣甚至全價購買,這就抬高了學生的購書成本,損害了學生和家長的利益。
  “這還只是錶面問題,教輔書問題的根本,在於我國的教學方式與考評機制。” 她認為,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,分數關係到學生評價、老師績效、學校聲譽,也關係到巨額的贊助費甚至獨生子女們的前途命運。重壓之下,推行題海戰術便成為眾多家庭和學校的被動選擇。“人們對教輔書吐槽,實質是對這種教學方法的不滿。”
  教輔書是否應統一採購
  80%的教輔書實行統一採購的現實背後,一個問題難以迴避:教輔書是否適合統一採購?
  首先,一個地區、一座城市的學校是否應使用統一教輔書?對此,鮑紅認為,應該區別看待。
  “如果學生的需求是同質的,產品是標準的,就適宜於統一採購,比如課桌。”她認為,教輔書未必屬於這種情況。“就教學水平而言,城市與鄉村、重點學校與一般學校、實驗班與普通班都不一樣,他們對教輔書的需求肯定有所不同。‘一刀切’未必是最好的方法。”
  其次,學生是否缺少辨別能力,是否應由專家對質量進行把關後再統一購買?鮑紅認為,低年級的學生可能需要,對於高年級學生則完全不是問題。她認為,即使對低年級學生,家長或任課老師也完全有能力通過各種渠道對他們進行指導推薦。“鑒別教輔書質量並不難,老師看一遍,學生做一遍,基本就知道了。更何況,一個消費者一時的辨別力可能是有限的,但無數消費者多年的辨別力肯定是準確的,口碑比專家更可靠。”
  第三,統一購買是否更具有價格優勢?
  鮑紅認為,一方面,價格並非家長不滿教輔書亂象的癥結問題;另一方面,政府有能力對價格進行有效管控。“核心的問題在於,如果統一採購的教輔書不適用,價格再低也是多餘的。這是更大的浪費。”
  “我認為,統一選購教輔書的辦法並非最優。”鮑紅說,對此,國家早就有比較清醒的認識,教育部等部委連續多年發文強調:“嚴禁將教輔材料納入《教學用書目錄》、印發教輔材料《推薦目錄》、搭售教輔材料以及強迫學生購買教輔材料等違規行為。”
  “但我遺憾地看到,因涉及利益較大,監管不力,各地屢禁不止,違規行為近年來還有加強的勢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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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原標題:教輔圖書亂象背後的癥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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